中国的增长模式如何演变？

“当变革之风吹来的时候，一些人砌墙，另一些人却造风车”

这句经典谚语或许最好地概述了中国和它应对变革时代的演化哲学。帝国晚期的中国是一个经典的“砌墙者”，它有着冥顽不化的民族骄傲和难以察觉的优越感，这最终不可避免地给它自己带来了鸦片战争和近一个世纪的耻辱。但作为一个曾经充满着弹性精神的国家，中国的创伤时代诞生了新的理解，同时也带来了180度的态度转变，即要“造风车”而不是抗拒时代潮流。确实，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持续地接纳和拥抱了影响巨大的变动中的全球格局，甚至是经常性地影响和改变了未来的趋势。因此，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中，选择引用这句谚语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时，也就不奇怪了。

或许最重要的是，这种新的思想意识可以从中国不断演变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观察到。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下，中国开启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向主要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伴随着丰富和勤勉的劳动工人、相对较低的工资和生产性投资，中国有着强大的先天基础来进行大规模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贸易。这种与先前计划经济模式不同的新方向让中国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然而，近来，这种雄心勃勃增长模式已经被证明是很难维持的，并且GDP增长率也已经开始停滞和下降。因此，中国正在开始逐渐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以消费和创新为主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面部分的文章将会介绍这些转变和探索中国增长模式演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计划经济到混合经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第一个最明显的转折点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政权下的计划经济变为混合经济。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模式将从农业部门到企业的所有经济决定都置于一个中央计划机构的控制之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为了提高和更好地管理从国民党治下的中华民国手中继承过来的极度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但是，如此高度集中的权力无处不在，反过来只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或许最重要的是，计划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做决定的诸多领域中，例如农业和国有企业，缺乏至关重要的实践经历。因此，他们难以承担他们的重要责任，包括决定各种各样部门的经济产出、产量目标、价格和资源配置。再者，由于远离相关的生产领域，中央计划机构经常会为农民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制定过于庞大和不太现实的生产指标。这导致了理论产出和实际产量之间的严重差别。伴随着1978年邓小平的掌权，以修正在计划经济体系下产生的这些严重误差为目的的众多改革也随之进行。这些改革清晰地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计划经济向混合经济转变。

由于吸收了计划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双重因素，邓小平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了双轨制。它逐渐地允许企业销售超过中央计划机构决定配额的任何产品。并且，它也让国有企业以计划和市场的价格来销售它们的产品，从而也将市场开放给供求的力量，而不是单纯依靠先决条件。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拥有了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经济决定的更多自主权，这让他们能够为其部门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而这也能够提高他们的工作激励，因为他们可以更加直接地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而不用不停地将他们的产出上交给更高的机构。邓小平的改革是革命性的，它不仅从内部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也史无前例地关注中国经济的外部强化对全球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第一次自国民党时代以来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国资本涌入中国。一系列的经济特区也随之建立，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和想要在该区域做生意的本国企业的官僚主义压力。这些特区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随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更加强调发展私营企业作为GDP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剧烈的改革是为了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混合经济本身并不足以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在随后的二十几年，中国开始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转向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在1978年和2000年之间的增长多数都可归因于经济改革。但中国在21世纪前期的更加快速的指数型增长主要是由出口推动的。根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的说法，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是基于中国结构改革和人口转变的双重转型。在结构层面，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成功地发展了重工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行业。这也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想要实现而未能完成的一大壮举。而从非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急速转变也带来了人口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也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立足于这个双重转型的基础，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开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得以完全融入世界市场，并利用其充足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很快便成为中国的专长，“中国制造”的标志性名词也很快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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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极速的大规模转变，中国也要面对在向新模式迅速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结构和稳定问题，并很快地经历了其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尽管中国的GDP总体在增长，但居民收入的增长却并没有跟上来。这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严重落后于政府支出、投资和纯出口。由于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这意味着，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对全球经济及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是非常敏感的。因此，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它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主要靠过度的信贷和投资驱动。这个沉重的负担导致中国的债务迅速地从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中期的令人震惊的28万亿美元。随着在现存经济模式下的增长预期持续减弱，中国在最近几年开始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进程，即将原来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为由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而这个新的增长方向也加速促进了对以前并不受鼓励的企业家创新领域的关注。

展望未来：对消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强调

由于已经从过去的错误中获得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最终采取了一个更加稳健的方式来对待一个问题：即如何促进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在2013年登上主席之位后，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渐进主义模式并以此作为顶层的改革战略。中国新的经济目标是达到一个缓慢但更加可持续的增长，而不是依赖于靠投资拉动和受不可持续的债务窒碍的增长模式。GDP增长的下降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概从去年开始，增长率已经降到7%以下。据预计，在随后几年，中国GDP增长率将会在6.5%的范围之内。迄今为止，中国已经通过转向鼓励服务业的增长、消费支出和企业家精神来促进此种转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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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整中国的GDP支出分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因为它需要塑造一个新的国民心态。要真正地促进经济增长，消费文化需要战胜储蓄文化。在大制造和出口模式下，中国大量的低工资劳动力采取了偏向储蓄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消费增长。2013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占据了GDP的50%，在世界上非常高。为了扭转这个会造成存款闲置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投资目标从基建工程转向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能够鼓励他们的消费。通过更多地投资在健康、技术和教育行业，高工资的服务业岗位已经取代了低工资的工厂职位。结果，居民收入慢慢地得以增加，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刺激了国内需求。允许私人资本的增长和促进私营行业的繁荣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劳动力，它更加地有激励动力、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这些因素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在它5000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创新和精巧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从第一个拥有持续文字传承的古老文明到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故乡，中国在创造力和独创性领域经常是领先世界的。然而，20世纪是中国世界领先地位的剧烈转折点。各种各样的创伤性事件阻碍了独立思想的产生，而这又带来了一致性的心态和变性的服从。而过去几年却见证了更多地重新鼓励创造力和原创思想。这在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可以看得出来，该计划前所未有地强调增加中国的创新能力。受到成功的创业资本诸如硅谷的激励，创业枢纽和企业家中心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出现和迅速增长。今天，中国的创业机构分布在五湖四海，覆盖了诸如电子商务、绿色科技和物联网等众多领域。这个新趋势的结果已经是很明显了。类似于阿里巴巴和微信那样的成功故事一直是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家的榜样。

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已经开始向着不仅要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并且还要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展望未来，似乎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迎接变革之风的关键新战略，即“造风车”。

译者 Bruce Zhenxing Chen